王澍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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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建筑作品篇一:走近建筑大师王澍,15个作品带你一起欣赏!

王澍建筑作品_走近建筑大师王澍,15个作品带你一起欣赏!


▲ 王澍把中国的奢华建筑称为“驴粪蛋表面光”工程。外部光鲜,内部省钱,十年后就不能看了。 (曾翰/图)
        王澍,生于1963年11月,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建筑学学科带头人、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1985年,王澍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8年至1995年在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工作。2000年王澍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2012年2月27日,王澍获得了2012年普里兹克建筑奖,成为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个中国公民。这一代表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相当于建筑的诺贝尔奖)可以说是中国建筑行业的至上光荣。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建筑大师的15个经典案例。
乌镇 · 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场馆由「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领衔设计,建筑风格兼顾了传统江南水乡的特色和现代建筑理念。
在建筑外立面设计上采用260万片江南小青瓦,5.1万根钢索以网状肌理寓意互联网。整体呈现江南古老建筑与现代网络相融共生的和美场景,也和整个乌镇形成富有生机的时代对话。
整个中心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场馆分为会议中心、接待中心和展览中心三个功能区块。其中占地4000平方米的主会场可容纳3000名嘉宾记者参会,另有十余个大大小小的会场,用于举办互联网大会各分论坛。
走进会展中心,像是进入古色古香的江南园林。白墙灰瓦、小桥流水,古拙的外立面让这座现代化建筑完美地融入了江南风景,而一些古建筑的上的木结构、青石砖等元素,也点缀其中。    
文村
该项目的建筑设计师王澍和其他一些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一样,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在尝试学校、博物馆、公寓等类型的项目后,洞桥文村是王澍的第一个农居房项目。
文村依山沿河而建,周围是农田。
清晨,浓雾下的文村新建农居房,大部分新建建筑位于村子西端,除此之外,文村中的部分老建筑也经过立面改造和修缮。
从农居房的使用上,建筑师针对家庭结构也有所考量:一幢房住上下三代人的情况在农村十分常见,但是不同代的人总有各自年代的生活习惯,一起生活难免会有矛盾,而文村新农居房的结构是:大部分农居都有贯穿三楼的天井,而一楼与二三楼在屋内是不能上下走通的,一楼的人只能通过屋外的楼梯上楼,这就意味着二三楼的年轻人生活不会被一楼老年人打扰,但是通过内部的天井,两代人还是可以有视线和声音的交流。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杭州有座象山,一弯清水环绕。依山傍水,有人筑起楼房。这楼房并无规则的错落在那里,似乎是从山脚下生长出来的。
       这里就是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象山因为校区的存在,为人熟知。有篇文章写到:象山是何时有的?答案是:自从象山校区建成后,就有了象山。
       象山校区建筑出自2012年建筑界诺贝尔大奖——普利茨克奖得主王澍之手,恐也是他目前最大规模的建筑实验。从这批建筑里,吾人可以看到建筑师的个性,看到手工年代的下水道,甚至能见到古建筑上梁时的桃符,上面虔诚地写着:上梁大吉。从这批建筑里,可以体会出一种中西文化的交融,更多是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阴阳八卦、书法绘画,无所不包。
水中的美院,也显示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追求
王澍对待材料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这就是象山校区中的一道很有特色的墙面
建筑本身的运动曲线和丘陵的起伏相呼应,它在视觉上形成一条纽带,回廊和走廊像蛇一样穿梭在建筑的内与外,好像是加强了建筑的呼吸。
 
丰富的墙面细节,多变的窗格充分显示了设计者的创意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水岸山——获奖之后王澍的第一件最著名的作品
        位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水岸山居”,是教授王澍为学校设计的专家楼,也是他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后的第一件作品。
        王澍最新的课题,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夯土建筑应用到现代。水岸山居就是他们的“科研成果”。波浪形的黑瓦屋顶,黄色的土墙,水岸山居宛如水乡的长廊,又如山地的村落,而它利落的线条和回转的空间,也充满现代美感。
        在水岸山居这样一个实验性的建筑中,王澍既探索了生土材料,也尝试在一栋建筑中解决一个村落的设计,“它还是用建筑的方式,演绎中国传统的山水绘画和进入式结构。如果把这个建筑立起来,它就像一个山水立轴。”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
      文正学院图书馆位于景色优美的翠微湖畔。位于江苏省吴县越溪,建筑面积9600㎡。为学生提供上网、阅览、计算机课程学习等多种服务。        如何让人生活在处于“山”和“水”之间的建筑中,以及苏州园林的造园思想是设计这座图书馆的背景。基地北面靠山,山上全部竹林,南面临水,一座由废砖厂变成的湖泊,全为坡地,南低北高。南北向进深浅,东西向以水为界,曲折狭长。         按照造园传统,建筑在“山水”之间最不应突出,这座图书馆将近一半的体积处理成半地下,从北面看,三层的建筑只有二层。矩形主体建筑既是飘在水上的,也是沿南北方向穿越的,这个方向是炎热夏季的主导风向。值得强调的是,沿着这条穿越路线,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在这里,可以相互转化的尺度是中国传统造园术的精髓。
基地北面靠山,山上全部竹林,南面临水,一座由废砖场变成的湖泊,全为坡地,南低北高,高差4m。南北向进深浅,东西向以水为界,曲折狭长。按照造国传统,建筑在“山水”之间最不应突出,这座图书馆将近一半的体积处理成半地下,从北面看,三层的建筑只有二层。矩形主体建筑既是飘在水上的,也是沿南北方向穿越的,这个方向是炎热夏季的主导风向。值得强调的是,沿着这条穿越路线,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但在这里,可以相互转化的尺度是中国传统造园术的精髓。而从一个文人的角度看,那些小房子也许更重要,例如,水中那座亭子般的房子,图书馆的“诗歌与哲学”阅览室,便是一个中国文人看待所处世界的“观点”,一个人与自然生态相互平衡的位置。
波光粼粼的蓝色湖面是前景,几个白色“盒子”似跳跃般的姿势,又似随意堆放的几何体,动静之间,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篇建筑评论文章 这样分析王澍:“很长一段时间,王澍痴迷于一种游戏……晃动着手中的木盒,六只觳子在盒子中滚动,彼此撞击或撞向合壁发出清脆的声响,随后呈现在桌面上的 是六只堆叠或散落的立方体。”
这句话的意思用在文正学院上正恰好。“几个小立方体甚至冲破了大盒子的重重束缚,破茧而出,从而完成了一种‘复杂建筑——简单城市(complexhouse—simplecity)’的跃进。”
瓦园
      一片草木茂盛之地,地下60cm处隐存着一座古迹的基础,瓦园将以一种小心的建造方式轻放在那里,将用回收的江南旧瓦,支撑起一片巨大瓦面。一半平铺,一半沿对角线起坡。它既是场地,登临其上,又似屋面,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意识的园林,瓦园,一处沉思与反省之地。传统中国建筑画多用一种低角度俯瞰,这种视野是特别超越性的。用回收旧瓦建造,重启了中国传统上建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建造方式。瓦园一隅,王澍和他带去的工匠会建造一处竹材敞廊,许江以象山校园青瓦屋顶为题材的组画“黑瓦、白瓦”将悬挂在那里,与威尼斯满城瓦顶相对,构建起一位建筑师和一位艺术家关于超越城市的对话空间,登临其上的视野,根源于超越、沉思。方案以一种极具观念性的简练表达,构成一种现代人的心灵震撼。当观者走上瓦园栈桥戛然而止地回望,或许会在心灵深处升起城市对文化根源的乡愁,这种乡愁将掠过大地,超越城市和国界。
上海宁波滕头案例馆(已拆除)
宁波滕头案例馆位于上海世博园区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北部,与西安大明宫展馆和沙特麦加馆为邻。展馆总建筑面积1200㎡。
设计师以碎片的方式,构造出一种新的东西来。滕头馆是一种新乡村模式中的一个“构造单位”,形体方正,简单平静,震撼人的东西隐在建筑的内部。建筑外观为一座上下两层、古色古香的江南民居,是一个简单长方形围合的空腔,下屋上园,人从地面沿小道蜿蜒而上,又似层层高台。两侧长向墙不需开窗,短向两端为洞。建筑高约13m,树种于屋面上,约高10m。人行其中,视角是水平加些微的仰视,感觉身体被包裹着。
滕头馆的黑白相间的民居风格的外墙是用50多万块废瓦残片堆砌的。它们其中包括元宝砖、龙骨砖、屋脊砖等,年龄全部超过百年。展馆内厚厚的水泥墙上,凸显的纹理竟是竹片肌理,这是宁波工匠采用独有的竹片模板制作技艺制成的“竖条毛竹模板清水混凝土剪力墙”。馆内布置“天籁之音”、“自然体验”、“动感影像”、“互动签名”等特色区域。“天籁之音”的创意来自中国独特的二十四节气文化,参观者在馆内可以听到不同节气的“天籁之音”;在“自然体验”区域,参观者可感受滕头村的生态环境,体验浓郁的乡土气息。

三合宅
在四方当代艺术湖区内,坐落着一座由中国著名建筑师王澍设计的“三合宅”,这个三面围合一面开敞的建筑,在空间上是内聚和封闭性的,在形态上保持建筑与空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在于建筑本身,也体现在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上,是设计者对于“中国房子”范型的一次具体的操作。它的显现与修正来源于具体的功能与构造问题的思考,例如屋面的做法,为了解决雨水的排泄,双曲面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在这里,造型的考虑是次要的。
房子的基本状态“睡着了”,建筑师引入了“席居”的生活制度。房子与居者同为“梦游者”。空间形态与人的身体做缓慢、沉重、颠簸着的却没有中断的移动。房子中间围着一方浅池,水波、睡者、房子互相荡漾。温暖的目光看着周围世界的流衍。材料方面使用了产自苏州的水磨清砖贴面以及切割打磨的大青砖等传统材料。整体呈现了和谐自然的一派禅境。
五散房
       “五散房” 分别散布于鄞州公园各处,它们有着艺术的概念,却不奢华,在一个广袤的田野里产生,却与城市贴切地交融在一起。它们由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著名设计师王澍设计所形成的“五散房”。形成闲趣、随适的状态:一座是画廊,一座是咖啡厅,一座是公园管理用房,两座茶室建筑。五座建筑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地方材料,不同的建造技术,在公园内营造出不同景观建筑的特性。这“五散房”不传统的园林建筑,却让市民引发   了对传统元素、现代建筑材料表现出的后现代艺术概念。
“五散房是5处小公建,一共才2000平方米。这的确是一次小实验,为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二期项目积累了很多建筑类型和建造方法上的实际经验,这也是我们业余建筑工作室的工作方法。”建筑师王澍说。
据王介绍,几年前,五散房分为茶室、画廊、咖啡厅、管理用房等。分别用了5种不同的建筑类型和建造方法。
画廊背丘面湖,屋顶一波三折,檐下空间具有典型江南建筑的气候特征,建筑前后各设两条砾石干铺带,可以作、为户外盆景的展示场地;咖啡厅屋面地面均为曲面,柱子微微倾斜,桌椅均根据地面的变化特殊设计;茶室采用合院形态,6米高的院子中围着一个3米高的青砖台,种着两棵大树,树影随风移动;另一个茶室的屋面由钢构玻璃建造,南面有一小荷塘,经一小桥直入;管理用房以平屋顶立方体建筑为原型,屋中人可穿越建筑一直看到湖面。
“五散房”所采用的墙砖,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有的厚有的薄,有的雕花有的没纹,有的平直有的带弧,都是从老房子中拆下来的回收利用砖,而且采用了最传统的夯土技术。
王表示:“设计‘五散房’,当初出于3种考虑。一是如何做才能体现具有中国气质的现代建筑;二是如何不局限于造房子本身,和场地、环境有特殊的配合;另外,还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建造方法和建筑类型,譬如用夯土技术、钢构玻璃、预制混凝土等一些中国传统的建造方法。就像是做科学实验,这些小实验后来在象山校区二期项目中都有所体现。”
“中国的建筑工人多少带有点传统的手工艺,但是现在对传统的做法反而生疏了,很多手工艺不用,所以退化,进而被遗忘掉了。我们用一些小的实验,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象山校区一共有15万多平方米,都使用了传统工艺和建造方法,目的是为了推广,这样才有价值。中国的手工艺成本相对便宜,但传统工艺只有被使用才能够继承下来。”王澍说。
宁波美术馆
2005年10月,宁波美术馆落成,它是由轮船码头航运大楼改建而成,规模仅次于北京中国美术馆。整座美术馆外墙由青砖、木材、钢材构成,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轮船,给人的印象是沉稳、内敛、厚实,又略带几分神秘。
作为三江文化长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美术馆也是国内乃至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拥有码头的江边美术馆。据了解,该馆总投资1.2亿元,分大小展厅9个,占地面积1.5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31万平方米,集收藏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艺术交流、艺术教育、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是现代化、高品位的造型艺术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座既有港口特色、富有现代气息,又具备中国气派的公共建筑。
由宁波航运大楼改建的宁波美术馆。在长宽各4米、高1米的红砖展台上,六只模型演绎着整个设计的过程。而看上去,这些美术馆的木制模型比老的航运大楼更像航运楼,一些标志性的符号,譬如码头,不是被抹去,而是被强化了。在王澍看来,码头是宁波这座港口城市最有活力的东西,体现着城市生活的延续性。

宁波博物馆
村庄拆除后的残砖碎瓦,
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人们记忆的城堡。
……
青色的天空,
映衬着灰色的砖墙。
 
时间在墙上留下冲刷的痕迹,
 
乍一看有种古旧城墙的感觉
但仔细一看,
这个“古旧城墙”却充斥着,
颜色、大小、造型不一的砖块。
 
视线稍稍往旁边移动,
开阔的路面上汽车在穿行,
 
不远处还有现代的高楼。
“古旧城墙”所在的这片区域是宁波的CBD(中心商业区),按照宁波当地的说法,这块区域是他们心中的“小曼哈顿”。光从名字就足以看到这块区位的重要性。
 
“小曼哈顿”所在的这块区域,以前散落着几十个美丽的村落,城市扩张到这里,这些村落开始被拆得残缺不全,走在这些拆除不久的村子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残砖碎瓦。
 
但也没过多久,这些空地方加上周围的稻田渐渐被办公楼、广场、文化中心填满,中间空出了一块,作为博物馆的所在地。
王澍决定搜集散落在村落废墟上的残砖碎瓦,
就用这些来建造属于当地的博物馆。
 
一块一块搜集起来的破砖烂瓦,
遗弃在废墟里根本不会有人注意,
 
或许就这样永远被埋藏到地下。
但当把所有的碎片拼凑起来,
 
却变成了古旧沧桑的博物馆。
望上去浑然一体的博物馆墙壁,
 
看起来不过是普通的砖墙,
 
但当靠近后才恍然大悟。
  搜集起来的残砖碎瓦,
相互交错堆叠起来,
变成了博物馆独有的墙壁。
在博物馆的墙上,
你看不到一模一样的砖瓦,
每一块都是绝无仅有,
经过时间打磨过的。
这里的每一块砖,
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有的水泥石灰都还没有完全去除,
有的还雕刻着自己的身世来源。
 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的村庄,
在博物馆的墙壁上大都能找到残砖碎瓦。
所有的残砖碎瓦堆叠起来,
变成高大的博物馆墙壁。
仿佛是在诉说着他们搭建的村庄,
曾经骄傲的存在过。
除了残砖碎瓦堆叠的墙壁外,王澍还用江南常见的竹子作为模版,浇筑了博物馆的外墙壁。
竹条模板浇筑的墙面,线条分明。
一边是古旧的残砖碎瓦片堆叠的墙壁, 
一边却是现代感十足的混凝土墙壁,
像是新旧的时光在相互交流着。
博物馆建成后,总会有人短时间内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这里。
当被问到原因的时候,他们却说:这个地方全都被拆光了,变成一个新城了,只有在这座建筑上,我能够找到我过去生活的痕迹,我是为此而来。
这栋用残砖碎瓦堆砌的博物馆,像是用历史碎片堆叠成的古旧遗迹,每一个当地人在这里都能找到一丝过去生活的气息。
这座记忆的城堡,
是当地人最怀念的去处。
美好的过去或许有很多,
难能可贵的却是去留住它。
南宋御街
2007年,杭州市政府找上王澍,希望王澍主持中山路南宋御街的历史街区综合保护与更新。当时的御街,已经非常破败。这条据说南宋皇帝走过的6公里长街,已经很长时间不维护了,商店很少,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墙上的灰一块儿一块儿的,街上的人稀稀拉拉,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
这条承载了很多杭州人回忆的老街,成为了杭州老百姓的一块心病。从2001年开始,各方就已经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最初,王澍并不想接下这个项目,“触及的利益太复杂。”
       面对找上门来的政府,王澍提了六个条件:第一,要想做好,至少三年,设计之前,必须有至少半年的时间做深入调研;第二,坚决不做强制拆迁,保持足够数量的原住民,要保持生活的魅力;第三,不做假古董;第四,不做街面的一层皮,要做有纵深的街区;第五,用新的小建筑系统将街道缩减到原来12米的宽度;最后一条,只做1公里的示范。
       王澍了解政府的心情:“我知道你们很急,希望我们马上就做设计。可能7月份开始做设计,年底就动工,这是中国的政府项目一贯的作风。”本以为这六条苛刻的条件提出来,对方就知难而退了,可出乎他的预料,政府竟然全部答应了。
带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经过半年的调研,王澍拿出了方案:完全停止拆迁,在不动迁任何一户居民的前提下,原地改造所有老旧建筑,包括历史悠久的木构民居、民国建筑和近50年的砖混民居,原住民也是维系本地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王澍眼里,历史街区的保护是要有延续性的。他认为,历史或者传统,是指一直到今天为止的连续发生的所有东西,不是说明朝是历史,清朝就不是,或者清朝是历史,民国就不是。“我们面对的是城市,而不是一个建筑,是需要从城市的角度进行梳理。中国现在很多打着‘保护’的名义做的设计,形同于破坏,就是‘保护性破坏’。
       针对王澍提出的保护老房子,一个处长直接问他:这个东西怎么做?在我眼里,它就是一堆破烂!“在他的整个意识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观就像磁带被洗掉一样,他的脑子是被洗过的,完全是没有感情的。”对于持“破烂论”的人,王澍只能这样理解。
有一次市政府开会,王澍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市委书记说,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条破烂儿,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恰恰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城市的美好感觉。“这条街,并不只是说有一条老街要保护,这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末了,王澍撂下这一句话。
从2007年到2009年,王澍带着团队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中山路御街的改造。开街前一天,王澍对市委书记说:“你和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事情成功不成功,明天我们来看结果。”第二天开街,国庆节一个礼拜,1公里的一条街有超过100万的市民来参观,国内各大媒体不请自来全部做了正面报道。现在,南宋御街已经成为杭州城市文化的标签。
可在王澍眼中,南宋御街只是个孤独的个案。“我们的政府太像一个公司,既希望至少达到收支平衡,又希望能快速完工,而不是以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为前提,而这恰好又是政府的职责。”带着美术学院两百多名师生,集合国内其他三四家美院的老师,怀着理想主义精神,用超常的劳动量来弥补时间上的紧迫,在王澍看来,南宋御街的改造方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
公望美术馆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题西林壁》
 
浙江公望美术馆已正式开馆
这是王澍的新作
这首诗是公望美术馆的真实写照
王澍坚持建筑与山水相融的理念
设计兼具了可观可居可游的多重性能
最终形成了“溪山之外,别具溪山
图画之中,更添图画”的独特格局
这座建筑
乍看,有点眼熟
因为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很像
周围青山绿水
朴素的砖墙、石墙、水泥抹灰本色墙
建筑层层叠叠
随自然而变
生趣盎然
王澍说这种感觉
来源于我们对中国山水画的直接感受
俯瞰建筑群
坡屋顶、走廊
与身后绵延的富春山融为一体
远远望去,仿佛现实版《富春山居图》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前去看过公望美术馆
因为我们都如王澍一样希望能够还我们如画山水!

金华瓷屋
       建筑面积中纯室内面积约90m2,南北檐下约40m2,西门边有楼梯可上屋顶,坐在屋顶可观江上景色。
屋内外均贴建筑师的陶艺家朋友周武做的图片,色彩无规律的随意贴,房子就成为了彩色。
        瓷屋跟其它建筑公园一样,自2006年初步建成以来,一直闲置,虽有着咖啡室的称呼,但其观赏性一直在功能性之上,作艺术观赏用。
衰变的穹顶
中国美院建筑学院院长王澍以“衰变的穹顶(Decay of Dome)”获得第十二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评审团给予这件作品的评语是:轻盈、简洁、具移动性,可快速搭建与拆卸,是建筑环境零负担的建造方式。
 
垂直宅院——通策 · 钱江时代
  “这是我的作品里最有意思的一个,与宁波美术馆那种不一样,它涉及到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有极强的参与性。所以2000年中国实验建筑师在成都开会,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实验建筑如果最后不能让住在上面的人有所为,它就是一个真正叫做自娱自乐的建筑。”
——王澍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由6幢25-28层的高层建筑构成,用200多个两层楼高的院子叠砌起来,可容纳800户住户。每一户无论住在什么高度,都有前院后院,每个院子都有茂盛的植物。并为一半住户设计了配有滴灌系统的种植池。可自由选择的园艺活动不仅是在提倡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住户可以凭借植物重建场所的归属感。
      王澍的设计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住在里面的人,将来可以站在地面上清楚地指出,“在第几层的第几个院落种着一棵桂花树的就是我家”。在他看来人对自己的确认是从家庭开始的,而现在的住宅模式则把这个给摧毁了,完全是另一套体系,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建筑让住在100米高空的人也可以有住在地面二层空间的感觉。不过王澍特别强调,自己做的并不是在空中挖个窟窿种棵树的所谓空中花园,他更关注的是其中社会性、社会学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居住的问题。
整个设计以高度简洁的现代手法处理造型,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提倡绿色,将环保意识渗透建筑科技,力求重现自然,同时赋予高层住宅新的理解,项目建筑设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艺术的融会贯通,将江南庭院元素搬到了空中,在二十多层的高层住宅上实现了合院住宅的感觉。独特的双层“盒子”结构设计、罕见的空中庭院花池、大面积的公共活动空间,带来高层住宅与自然声息相通的踏实感受。在这里,阳台不再是传统的单一机械,它巧妙多变,生计盎然,窗外有高层绿化景观;在这里,住宅不再仅是水泥、钢筋,还有更多的泥土、树、草、青苔;在这里,你可听到雨打树叶的声音,可以听到屋檐的滴水渗入泥土的声音。而多种高科技环保建材的使用,更令整个建筑充满生命气息。
钱江时代,真正在大江之畔,繁华之眼,在自然之中创造了一份新都市主义生活。在都市喧嚣与山野清冷之间,为人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出则繁华似锦,入则清净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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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建筑作品篇二:王澍获建筑“诺贝尔奖” 作品超越未来与传统之争

王澍建筑作品_王澍获建筑“诺贝尔奖” 作品超越未来与传统之争


王澍获建筑“诺贝尔奖” 作品超越未来与传统之争
2012年02月29日 06:22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葛熔金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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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就进入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所,做关于建筑、环境和旧建筑改造的研究工作。研究生毕业一年后,作为独立建筑师,他完成了第一个建筑设计项目,是在杭州附近一个叫海宁的小城,3600平方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1990年建成。
1997年他和他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共同创建了“业余建筑工作室”。2000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从2003年起担任中国美院建筑系主任,2007年他成为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2009年他的个人展“作为一种抵抗的建筑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艺术中心举办。
2012年,获得有着“建筑奥斯卡”之称的普利兹克奖。
获奖情况
1.建筑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 获“2003年度中国建筑艺术奖”;
2.“垂直院宅-钱江时代高层住宅群”获“2003年十届全国美展银奖”;
3.“五散房”获“2005年Holcim可持续建筑奖亚太区奖”;
4.“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一期工程”获“2005年度中国建筑艺术年鉴学术奖”。
先后完成“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等20余个项目。
早报记者 蔡晓玮 葛熔金
作为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每一年的颁发都可谓举世瞩目。今年,49岁的中国美院建筑学院院长、建筑师王澍站到了这个至高点上——昨日,普利兹克奖官网公布,今年的普利兹克奖得主是中国建筑师王澍。评委辞称:“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
令中国建筑界激动的是,王澍是自1979年普利兹克奖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获奖者,也是第四年轻的获奖者。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将和理查德·迈耶、贝聿铭、丹下健三、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等等并列,而其获奖也许也预示着某些改变——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表演舞台,而未来,中国建筑师的声音或许会更加响亮。
据王澍夫人、也是其“业余建筑工作室”的搭档陆文宇向早报记者透露,王澍本人在得奖结果宣布当天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讲座,而作为奖项得主,实际上王澍早在之前就已经得悉这一结果。上周六,同样事先得悉评奖结果的《芝加哥论坛报》通过电话采访了这位普利兹克奖中国得主,王澍称这一奖项对自己来说是“惊喜”,同时他说:“在当今世界,人们热衷于谈论科学、技术、电脑,我则喜欢谈论基于手绘和手工艺之上的建筑。”确实如此,有着深厚国画功底和文学情结的王澍,一直试图用建筑承载着某种深厚的文人情怀,在其主政的中国美院建筑学院教育中也注重手工艺和传统书画;然而,另一方面,当普利兹克奖开始注意到从未在国外有过任何作品、求学过程也完全在中国完成、倾向于将中国传统趣味用几何块面表现的建筑师王澍时,也意味着中国建筑正在日益得到世界关注,就像普利兹克奖常务理事Martha Thorne所言,“我认为任何一个对建筑世界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关注中国。”
王澍:
从“自宅”到象山校区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在英国引用今年获奖评审辞来说明了王澍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事实上,王澍引发关注的第一个作品是他自己的家“自宅”。这是一间不大的单位福利分房,两室一厅,然而王澍试图在此建造起自己的园林。他在阳台上建造起一个“亭子”,实际上是将阳台套进一个人也可以在里面躺卧的房间框架之中,从而和室内空间形成大与小的参照,“以小见大”。这是王澍的转折之作,在“自宅”之前,他就做过室内装修和设计,然而到了退隐读博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园林产生了兴趣,这直接导致了“自宅”和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风格的发生。“我从不认为装修设计是表面上的贴贴弄弄,它也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在上海的顶层画廊的室内空间和陈默艺术工作室的室内设计中,你可以发现确实如此,王澍并非在装饰,而是试图在室内创造出新的场所。
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则将王澍身上的两个身份合为一体——老师和建筑师。灵隐寺的飞来峰,游人们沿着山路而上,而这成了灵感来源。“在佛教发生之初那种师徒关系,柏拉图和孔子那种授课的方式,其实都是相像的。”王澍说,这种田园式的对于传承的想象投射到了象山校园中。鸟瞰象山校园,体量巨大的建筑群集中围绕着山体呈现半月形,建筑随着山势扭转腾挪,小心地把场地上原有的池塘、农地和流水保留下来。王澍将四种模型结构融入其中,山体的建筑、流水的建筑、院落式的建筑、住宅的建筑,不同空间被悉数植入。
象山校区的规划王澍想了三个月,却只用四个小时就画了出来。“我摊开纸,从左到右,连续地画,画的时候,脑子里在摆各种机位。”画完后,所有的内部空间也已经思考完毕。从技术层面上说,对有着深厚的国画修养的王澍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但在思考的方向上却和传统的建筑设计逆向而行。因为“入画”,所以一草一木,周围景致都在考虑之中,而不是只有孤单单的建筑。就像是展开一个连续的剧场,想象一只鸟从屋檐上飞起,一扇门被费力地推开,露出半个身体,“伟大的城市为什么就不可以从花园中产生呢?”王澍追问。这个探讨城乡二元论的象山校区已经在影响人们的判断,最明显的例子是有学生仅是因为参观了象山校区而就将考入中国美院建筑学院作为人生理想。
然而,对于王澍始终在理论上强调中国传统文人趣味,而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和宁波历史博物馆等作品的设计中却始终用大体量的几何块面进行呈现,也曾引发困惑。对此,有评论认为,能够将乡土、村落这样小尺度的东西转化为大体量的抽象形式,而且还让人感觉到传统的意味而非形式,正是王澍的贡献所在,虽然其建筑作品在使用上未见得尽善尽美,然而众多建筑大师如柯布西耶等的房子住着也未必舒服,而且王澍的作品大多为公共建筑,并非住宅。
普利兹克与中国:
张永和成首位中国评委
1963年出生的王澍早在大学读研究生时期就是工科生里的文学青年,直到如今,谈论起建筑作品,萨特、博尔赫斯、罗兰·巴特仍然在王澍的话语间频闪。在上学期间,对于建筑学院不做思想性的讨论而只是空洞地研习所谓的住宅、办公、公共建筑,王澍耿耿于怀。毕业以后,他也和妻子一起去深圳做过项目,当时正逢邓小平南方谈话,身旁的人对他们说,“你们的时候来了,可以有很多项目赚很多钱。”但王澍的选择是在西湖边,一退就是六年,“当大家拼命赚钱的时候,我却花了很多年时间来反省。”王澍说。
王澍在研究生毕业后的数年间,并未接受任何建筑设计工作,而是经常与建筑工匠在一起,试图寻找建筑的本源。在1997年他和妻子陆文宇创建“业余建筑工作室”,他对“业余”这个词的解读是:“一个人因为兴趣而从事某项研究、运动或者行为,而不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六年后,王澍复出的第一个作品就是“自宅”,而另一个转变是,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王澍终于可以被体制接受,而成为中国美院的老师,组建建筑学院后成为美院建筑学院的院长。
作为教育者,王澍一直对迅速推进的城市化建设颇有微词:“原本,在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城市,然而他们把一切都破坏了,然后告诉你说这就是现代都市。他们建造起宽阔的道路系统,每一个街区都给开发公司建造高层住宅,突然,我们就让中国每一个城市都成了郊区。纽约、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上海。”王澍评论说。而在对学生的培养之中,他特意加入类似书法、手工艺等一系列传统元素,试图抵抗某种建筑教学的传统。
另一方面,除了王澍本人的原因,普利兹克奖从去年开始的一系列动作,也使得媒体对这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普利兹克奖巧合产生了某种想象——去年年初,中国建筑师张永和成为普利兹克奖首位中国评委;去年11月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和凯悦基金会主席托马斯·普利兹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宣布,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仪式将于2012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而如今,王澍成为了第一位中国获奖人。三者之中是否有关联?对此,常务理事Martha Thorne向早报记者保证“毫无关联”,她解释称,普利兹克家族早在去年秋天就决定了将在北京举行本届颁奖典礼(这是第三次获奖人在其国家被授予奖项),而张永和加入评委会则像所有评委一样只为该奖带来“对于当代建筑更为宽广的理解”,而不会对获奖人的地域产生影响。
据了解,该奖正式的颁奖仪式每年举行一次,通常在5月份,地点选择在世界各地著名的建筑物内。此举突显了建筑环境的重要性,而且每年不同的特别场地,正好向其他时代和历届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建筑作品致敬。由于每年的典礼选址在揭晓得奖者之前已经确定,因此两者之间并无关联。迄今为止已有16个不同国家的建筑师获得了普利兹克奖,颁奖地点涉及14个不同国家,地点包括华盛顿特区的白宫和日本奈良的东大寺。
而谈及普利兹克奖近两年对于中国的垂青,Martha Thorne表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对高质量的建筑的需求在增大,“我们就看看奥运会的那些建筑吧”,二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三是中国目前在建的建筑数量也非常庞大,“三个因素决定了每一个对建筑界感兴趣的人都将关注中国。”



王澍建筑作品篇三:建筑哲人王澍

王澍建筑作品_建筑哲人王澍


  拆掉的不是砖瓦,而是文化
  2012年2月底,王澍几乎同时收到了一条好消息,一条坏消息。
  好消息来自妻子,她打电话告诉正在洛杉矶讲学的王澍,他获得了此次的普利兹克奖。
  坏消息来自朋友,一个画家给他发来一条彩信,彩信的照片上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被拆得一片狼藉。
  “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这是知道自己获奖后王澍的反应,而对于被拆掉的梁林故居,“第一反应就是想哭,没有愤怒了,已经愤怒过无数次了。当然,愤怒是不能解决中国城市建筑的现状的,每当触及这个话题,王澍说的似乎有点悲观:”我就是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我基本是绝望的,多少有点像是最后的悲壮。
  王澍小时候生活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一个小四合院中,在四合院外,极目都是农田,没有任何建筑,看得到城市边缘。改革开放后,老家旁边建起建国门立交桥,他回到北京,发现故乡已陌生到恍如他乡。“这个四合院就要拆了,拆完之后,北京跟我再没有关系。”10余年前,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翻到一本老相册,一名传教士拍摄的1900年的北京,顿时潸然泪下:“当时的北京多么美,比巴黎还美,现在呢?掉到一个东南亚国家的状态。这几十年究竟在干什么?”在王澍看来,现在中国城市结构支离破碎,每栋高楼大厦就是一片“殖民地”。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鲁大东曾调侃地将“CHINA”解读成“拆哪”。他组建的与人乐队曾唱过一首歌《再建一座雷峰塔》。歌中,这样唱到,“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拆呢?因为我们中国就叫做拆哪!”
  拆掉的不是砖瓦,而是文化。
  城市建设,正在吞噬中国自己的文化特征。可在国际舞台上,文化身份却尤为重要。“你把文化身份搞没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全球的时候,你用什么身份跟别人说话?”对此,王澍急声质问。
  城市文化毁了,“礼失”。而“礼失求诸野”,根源性的文化只好去乡村找。可现在,乡村城市化,“以新农村的名义,花钱让你拆”。
  3个月前,王澍去富阳考察,亲身经历“乡村的礼失”。其实这几年,王澍也做过许多类似的考察。
  “我去富阳考察,一个农村里的中国式乡村民居,很漂亮,都是国宝级的遗产。但是,正被拆。我说,‘你们能不能停一下?’他们的书记就说,‘我们先停下’。接下来,他问我一个问题,‘你要帮我解决问题,不能说停下就停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拆掉这个房屋,有6亩地,一亩地40万,我有240万元好拿的。’”
  “这种现象并非富阳一地,而是在全省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拆下去,可不得了!照这个速度下去,我看,5年就基本拆完了。”王澍痛心地说。
  “拆完变成什么?不可想象。”王澍痛斥,“我们用30年的时间,把5000年文明整成如此糟糕的状态。”在前不久结束的浙江省两会上,他递交了一份关于乡村保护的建议,希望政府能发出“禁拆令”,禁止拆除传统乡村与传统建筑,为中国文化留下未来。
  “我这个人是不愿意轻易服输的,哪怕是最后的努力,中国文化的保存,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像王成一样说向我开炮,中国其实到了这个程度了。”说到这里,王澍变得严肃起来,极具学者风范,当然更像是一个文人教士。
  建筑师首先要是个哲人
  这种不服输、不妥协品质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孩提时候。
  王澍的童年正好赶上“文革”。别的孩子都跑出去“停课闹革命”,只有他,借着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的便利,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这让他比别的孩子早熟很多,并逐渐产生对同龄人的疏离感。
  1981年,王澍进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学习。彼时的王澍,留着长发,言行激烈,很快就成为学院的风云人物。大二的时候,他就成了“造反派”,声称已无课可上,没有老师能教得了他。还有一个更著名的段子,说他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他自己算一个,系里最权威的老师只能算半个。
  让同学们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他对建筑设计作业的“叛逆”。按照惯例,当时建筑系学生常常要做1∶500的平面设计图。但王澍交上去的却是1∶100的总平面图,除了房屋设计、道路系统外,所有的景观他全部作了设计,甚至设计了一个带有完善灌溉渠道的农业种植系统。这在学校历史上从未有过,“连很多老师也画不出来”。
  本科毕业后,王澍继续留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研二时,他写了一篇一万余字、题为《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的长文,从梁思成开始,对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个一个地批判,一直到他的导师齐康院士。文章不可能发表,他便自己募钱印了150本,广为散发。据说,这篇长文曾在建筑学界广为流传,也真正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
  这还没有结束。研三时,王澍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为自己的硕士论文命名,继续对建筑学现状进行批判。论文答辩时,王澍和评委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评委们或许一方面觉得这个学生太狂了,另一方面觉得这个学生讲得有道理,论文答辩虽然是全票通过,但希望他对论文作出修改。王澍一个字也没有改。有人提醒他这样就拿不到硕士学位,王澍回答:“萨特人家颁给他诺贝尔文学奖,三次他都拒绝了,我拿不到一个学位算个啥?”
  最终,学校未授予其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有人说它像个寓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20年后,王澍从学生变成了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并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要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五年本科学习的重要目标是逐步掌握成为一名工匠的能力。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都是上一波学生砌完,下一波学生再推倒重砌。
  大一新生刚入学,就要亲手设计并制作一个1:2大小的木凳。那些在家里连倒开水都不会的学生,到了这里照样要拿起锉刀锯条。有的孩子上课时把手上划的全是小口,依然兴致不减。上学期末,好几个学生拿着自己打造的1:1大小的木凳,兴奋地找到木工课老师陆文宇(王澍的夫人):陆老师陆老师,你快过来坐坐。陆文宇往上一坐,“不错,没倒”。
  在王澍看来,这并不是以培养工匠的标准来培养建筑师,相反,正如作曲家需对器乐音色和演奏技巧娴熟掌握后方能谱出名曲,能够对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信手拈来,正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基础。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再好的创意也会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
  为了开阔视野,王澍还经常邀请外国建筑专家来学校上课,专家与主题每年不同。比如2011-2012学年,生土研究方面的国际权威、法国卡代研究中心派出两名研究人员带着一整套实验设备来到象山,为研究生讲授“土壤的手工鉴定方法”,著名的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也送出师资,与本科生探讨气候对建筑营造的影响。
  学生们眼中的王澍式教学,多靠一语点拨、当头棒喝帮他们“大彻大悟”,而非你讲我听的填鸭式灌输。
  王澍是在力图恢复一种“想象中的”传统建筑教学,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建筑教育”。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然后不断用建筑去表达。所以,成为好的建筑师之前,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哲人”。
  “建筑到底该怎么发展,城市该怎么发展”
  整个下午都是王澍的工作时间。象山二期工程以后,王澍的项目是对外保密的,连他的上司、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获奖让王澍不得不面对更多应酬,但也让他“比以前安静”,“以前大家对我会有很多疑问,现在很多人没这个疑问了。”
  疑问从王澍初涉建筑业时就开始了。1990年,王澍接手浙江美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大礼堂的改造项目。美院想把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礼堂改造成大画廊。按流行方式,这些古董要么封存不用,要么“修旧如旧”。这都不是王澍想要的,“原本真实的建筑,你把它修一遍,过去的痕迹都消失了,这是作假”。
  他想要一个“活的建筑”——按自身的规律演变,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最终建成中国美院国际画廊,王澍把大礼堂完整地保存下来,未加任何修饰。画廊则被嵌在这个礼堂的内部——他在大房子里修了另一个房子。画廊和礼堂之间,留了大概一米的间隙。
  还有一个月竣工的时候,时任浙美的领导去了趟礼堂,在现场勃然大怒:“拆掉!”王澍急匆匆奔到礼堂来。“可能刚开始做,他还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快做完的时候他就看出来了。”王澍得意地笑着。
  他劝服当时的领导:“这东西花了很多钱,拆了可惜。首届西湖艺术节马上开幕了,这儿要做主会场,现在拆了再重修也来不及。不如等造好了,听听大家的反映再说。”
  可直到西湖艺术节开幕前,都没几个人说这建筑的好话,“连美术家们都不能理解:太奇怪了,这是什么东西?”王澍被这个工程累得要死,做完后到西安休息了一周。
  回到杭州,开幕式已经结束了。王澍在学校碰上画廊负责人,对方远远跟他拱手:“谢谢你。”第一次办国际艺术节,主办方请了许多世界级画廊的艺术指导过来。这些人进了礼堂啧啧称奇:他们没想到,这个中国画廊跟欧洲画廊不差什么。最后艺术节上被订出的画,数量远远超出主办方的想象。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那之前,浙美最多有30%的人可以理解我的感受,70%的人坚决反对。外国人一夸,就发生了逆转。70%的人表示他们完全理解我在做什么,还有30%的人没想通。”王澍说,“可见对所谓创新,人们的判断还是缺乏自信的。”
  逆转不止一次。当2004年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第一期建成的时候,杭州的建筑师圈子里传出来的评价是,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就去象山看。
  “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认为满城的房地产是难看的,他们认为象山一期难看,当然大家的观念也变得很快,只有短短的两三年,观念就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你真正反复来看体会它之后,很多人逐渐意识到真正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出现了。其实大家做事情是需要参照物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探索,隐含着这样的一种情绪。”
  据说,有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吗?”王澍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这就是王澍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这些砖都是旧的,而且不同规格,新的旧的都有,这是新的,这是旧的,混在一起。我就想探讨,我们今天拆那么多房子,老房子,新房子,浪费惊人,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回收,而且要把它变成有尊严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回收,传统是有这种做法的。”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 “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所以,对于外国人来说,也是认可王澍建筑中那种“符号化”的中国传统美学意向的,毕竟,他建筑的形式是具有原创性的,操作的旧砖瓦也是独特的,反观一下中国建筑师圈似乎确实也找不出第二人。
  一直以来,王澍都被归为“实验建筑运动”一分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奖,很大程度是因为评委们发现,这种原本只能设计艺术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筑的艺术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积地实现了。他说:“直到得奖,我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过去十多年里,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项目。”
  作为实验建筑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经三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时至今日,我在国外做讲座时,会有人对我说,你2006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瓦园’真的很震撼。”王澍说。王澍最初设想把25万片拆迁下来的旧瓦带到威尼斯,代表中国城市的大拆迁。后来,瓦片数减少到6万片。“运过去时,海关一打开,里面都是灰,海关问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中国的废品,就象征性地报了个价。”中国当代建筑研究学者王明贤回忆:“西方盖一个建筑,是把旧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国老建筑的旧材料可以继续用,建筑可以再生。威尼斯双年展是很喧闹的地方,可看到‘瓦园’,人们就会变得安静,这是让人沉思的地方,让人沉思建筑到底该怎么发展,城市该怎么发展。”
  早在25年前,王明贤就与王澍相识,他把王澍称作实验建筑最重要的代表,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师之一。王澍的刻苦、克制与坚持被认为是他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坚持“实验”十几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其他建筑师身上出现的“分裂”现象。
  在王明贤看来,很多现代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很突兀,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提醒了整个世界建筑界,中国有这样一条独特的建筑道路,对世界建筑而言是补充或者新的出路。王澍也表示,有一群建筑师,在做不起眼的建筑,这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或者分量不够,而是选择了一条反标志建筑和巨大建筑的道路,自己得奖是对这个群体的巨大鼓励。
  “我在学生时代已经很突出了,很多同学很羡慕我的工作状态,但是他们又说,等我赚到钱或等我评上职称了,我就像你一样工作,”王澍意味深长地说:“但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到他们赚够了钱、评上了职称,就是另外一个‘王澍’,已经在杭州南宋御街陈列馆那条路上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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